忧乐天下

侯捷/文

三千年悠悠华夏，大宋王朝无疑是其中最为壮美的画卷之一。在这峥嵘岁月的三百年里，神州大地之上干戈和玉帛相互交织，民族之间博弈与融合从未停歇。波澜壮阔的历史，孕育出无数光彩熠熠的时代人物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这是诗者苏轼的写照；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，这是武将岳飞的豪情；人们犹记那铁面无私、公正廉洁的包青天，温文儒雅、勤勉睿智的司马光；亦难忘那慷慨从容、舍生取义的文天祥，笔耕不辍、忧国忧民的陆放翁。

在北宋时期，有这样一位政治家，从执教兴学到戍边御敌，一生恪尽职守、政绩斐然。论后世知名度，虽不及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那么众人皆知，但在他的著作《岳阳楼记》中，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表达出的高尚志士节操，却为广大后人争相学习与敬仰。他，就是北宋政治家范仲淹。

范仲淹童年时期可谓是命途多舛。父亲在他年仅一岁时便因病去世，贫困无依的母亲带着他改嫁。为了改变悲苦的家境，长大后的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，异地求学。寒窗岁月，他博览儒家经典，培养起兼济天下的胸怀。

唐朝诗人杜甫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有言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”只有处过艰辛岁月，体验世态冷暖的人，才最能了解天下苍生百姓的苦衷。范仲淹出生贫苦，颠沛的少年时光，使他理解苦难中人们的不幸；为了摆脱困苦的生活，他更是早早扛起振兴家业的重担，孤身远赴他乡，求学应试，现实的行动，使他成长为一个勇于担当、富有责任感的人。正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，求学儒家经典的范仲淹，培养起了兼济天下的治世情操。他一生恪尽职守、兢兢业业所造就的斐然业绩，与他早年形成的这种对穷苦人民的同理心是有着密切联系的。

苦读及第后，范仲淹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，在之后的官场生涯中，他先后前往泰州重修捍海堰、应邀南京应天府执教兴学、戍边西北防御西夏。为官时期，他多次陈言上书，请求精简行政、减免赋税；他为人刚正廉洁、体恤百姓；戍边西北时期，他加固边防、改进军制，多次遏止西夏的进攻。在西北战事安宁后，范仲淹就任朝廷参知政事，上书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开始了他筹划已久的新政改革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范仲淹奏请宋仁宗严明官制、均衡田地、整顿军备、减免徭役。新政的举措对于疗治北宋王朝的沉珂有着重要的作用，但是由于政策的渗透性不足，加上改革触犯了政治钻营投机势力的利益，遭到他们的诽谤与抵制，最终实施一年新政以失败告终。离京后的范仲淹，先后调往邓州、杭州、青州。公元1052年，范仲淹在调任颍州的途中因病去世，享年六十四岁。

在范仲淹的著作《岳阳楼记》中，他慷慨而道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范仲淹用他一生的官场生涯诠释了这种境界。不论是就任边远小镇的陈州通判，亦或是京城之所的参知政事，范仲淹都不忘为国家的发展锐意进取、谏言献策。为官一方的他，不论是兴修水利、执教兴学，还是戍守边疆、安定国土，范仲淹始终兢兢业业、恪守职责，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拥戴。庆历新政时期，他对北宋王朝已久的陈弊进行了细致诊断，耿耿衷心进言仁宗革故鼎新锐意改革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他把对天下的责任担在肩上，用卓越的政绩造福一方百姓。这种崇高的政治抱负与宽广的胸襟，不论时代如何演变推移，都永远值得人们去学习、敬仰与歌颂。在新政失败后，他调任邓州，面对着仕途的挫折，除了心中难免的一丝无奈，他更是在长久的岁月里，领悟到古人那种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胸怀。贬谪的日子里，他没有因为之前的挫折而自暴自弃，他依旧践行着忧乐天下的政治信念，在为数不多的日子里，继续为国家与当地百姓贡献福祉。

从历史的角度反看当今的社会，人们或多或少在利益交错之中弥漫着一种浮躁，对于个人得失大喜大悲，对于眼前的利益过于注重。身居高堂，以权谋私、徇私舞弊之人时有出现；地处偏远，偏安一隅、苟且生活风气并不罕见。“忧乐天下”这种思想，从不过时，更从不浮夸。“忧乐天下”既不是坐在原地夸夸其谈，更不是对于天下大事杞人忧天。恪尽职守、敬业奉献，便是范仲淹对这种思想最好的诠释。身居高位，能向当权者谏言献策，不畏艰难一心为着国家谋划蓝图，这便是“庙堂”之人应有的风范；地处江湖，不妄自菲薄、更不心存芥蒂，造福一方百姓，这便是“江湖”之人应有的气魄。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达到这种豁达，难道不正有苏轼那种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气魄吗？倘使今日的众人能领悟这种气概，或许“大道之行”的世界就不远了。

（作者系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学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