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入党前的一次谈话

陈良猷

1956年，我在浙江大学念大四时提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党支部大会接受了我的入党申请。一天，入党介绍人通知我，党委组织部的魏老师要找我谈话，我问要谈什么内容，他说也不清楚，只要我根据提问如实回答即可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魏老师。没想到过了几十年，我对这一次谈话还记忆犹新，正是这一次谈话，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共产党的信仰和宗旨。

那天进了魏老师办公室，他问了我两个问题：一是要我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对党的认识；二是要我谈谈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问题。

针对他的第一个问题，我先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，并结合一些具体事例，谈了对党的认识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们全家逃难到天台，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，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一些事。我大哥留在宁波，因日本投放细菌弹，染病死于非命。1945年，日本鬼子即将败退，经过天台。我和父亲躲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，门口还挂着红十字的旗子，本以为这样是安全的，谁曾想日本鬼子的军官闯进医院，将指挥刀架在父亲的脖子上，并在纸上写了“时计”两字，我父亲指着挂钟，日本鬼子说：“不对，是小小的”。父亲只能拿出自己的浪琴怀表给了他。此外，他还抢走了其它一些财物。父亲因恐惧和惊吓丹毒复发，脚面肿的比馒头还大。这些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。

抗战胜利后，是国民党统治，但却非常腐败无能。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：一是1948年通货膨胀，父亲一发工资就到市场抢购银元，否则难以保值。另一件事是当时将法币改为金圆券，贬值非常厉害。上初中时，交学费的钱是由两人抬着去交，由于数量太多无法清点，只能用磅称称一下，差不多就算了。在那时候人人都为生计发愁，也不知道明天又会出什么新规定，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。我多么向往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。

1949年，解放军解放了杭州，纪律严明，见到我们态度和蔼，清扫街道，为人民服务，从不扰民。中国共产党廉洁奉公，为老百姓着想，让老百姓过上了安稳的日子，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。中国人民终于当家作主了，再不用过颠沛流离的生活。随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，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而且也越来越安稳了。

1952年，我考入浙江大学，不仅学费全免，而且吃饭也不要钱，每天还供应免费的甜豆浆。1954年，父亲去世后，我还享受了助学金，这在旧社会是想都不敢想的事，与日本人占领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这一切我是有对比、有深刻体会的，所以非常想加入共产党，成为它的一员。

老师说，你具有感恩的思想，有好的基础，但这还不够，要想到一首歌里面的两句歌词：“共产党一切为民族；共产党一心救中国”。应该放宽视野，比一般人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。要献身整个国家、民族的伟大事业，从小我扩大到大我。对于老师的这段话，我印象深刻。原来我的眼光还过于狭隘，只看到身边的事情，虽有对党的感激之情和拥护之心，但对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，没有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看待党的工作和贡献，我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。

第二个问题是：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，你也是人民的一员，要不要为自己服务？我迟疑了一下，好像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他又接着问，如果个人与国家有矛盾怎么办？我才突然醒悟，回答说：如果有矛盾，个人利益服从大局，而且应该是无条件的。老师肯定了我的回答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一直记得这些话，并在工作中按这一标准要求和约束自己，这就是我一直以来保持的初心。而这一初心和今天我们提倡的共产党员的初心——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致的，要始终不忘，永远牢记。通过这次谈话，使我对共产党的信仰和宗旨有了更具体和深刻的了解和认识。

1956年8月1日，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。随之就面临毕业分配的考验。这时，我妹妹已考取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，离开杭州已成必然。当时，浙大有留校名额，在填写志愿上有一栏是“坚决服从组织分配”，但我没有过多考虑家里面的困难，义无反顾选择了服从组织分配。于是我被分配到北航工作。

到北航工作后，人事处的领导找我谈话，当时刚成立了新的工程经济系，缺乏师资力量。于是，我又被分配到工程经济系501教研室工作，新的工作与我在浙大所学机械工程专业来说是全新的，需要另起炉灶，需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，面临的挑战不小。我心有不甘，内心是有纠结的，十分矛盾。但我想到入党前的誓言，当个人与国家利益有矛盾时，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，于是，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，并向组织上表态：“一定把这份新工作做好”。然后，就主动、积极、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中了。从此，承担起做一个好党员、好老师的使命，开启了在北航60余年的工作，在这一领域兢兢业业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

（作者系经管学院退休教师）

编辑：贾爱平